“兴国宾馆”算得上是兴国路的地标了，位于领馆区中心，坐拥7万余平方米的花园，是上海市区花园别墅宾馆之一，拥有20多幢风格迥异的别墅，大多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囊括了英国乡村别墅、法式和西班牙式洋楼。在这所大院里，有许多的历史和传奇荟萃。

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这场始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也无法独善其身。据资料记载，仅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就倒闭了425家，失业队伍日长夜大，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也给一些有远见的资本家找到了低价购地的良机——兴国宾馆的一号楼，恰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

当时建造兴国一号楼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大班”，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跨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1866年12月，清同治五年，英国人斯维尔(William Swire)和巴特费(R.S. Butterfield)在上海开办了Butterfield Swire Co，中文名译作“太古洋行”。太古洋行和当时的英国政府关系密切，其实质是受英国政府支持的，在华设立的一个对华贸易机构。

当年，太古旗下船只总数及吨位，均占外国轮船公司在华首位，当时在国内能够和太古抗衡的贸易和货运公司，唯有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一家。即便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太古的财力依然雄厚，这才使得一直对上海房地产市场雄心勃勃的经理们，下决心在市中心大兴土木，在上海建立一个奢华总部大楼，也就是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

兴国一号楼建筑平面规整，均匀对称，正屋朝南，北向入口。东侧有单层附房与主楼相接。宅前有露台及大草坪。建筑外观为英国帕拉第奥式，浅绿色铜质四坡屋面，外墙面以白灰粉刷，整个建筑呈横三段纵三段的古典构图。入口上方屋顶起山花，中间有一椭圆型窗，周围花饰细腻纤巧，属典型巴洛克时代设计风格，对一号楼建筑整体的立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号楼”总部落成后不久，又兴建了“二号楼”、“三号楼”等作为员工住所，供当时的高级职员和其家属居住，足见其打算在中国扩张的野心。老上海都知道一个说法，“太古圈”，指的就是当年雷上达路、海格路、朱尔典路(今兴国路、华山路、湖南路)相围的土地。太古洋行在此兴建了不少“职工住宅”。

原海格路695号(今兴国宾馆2号楼)，是太古洋行上海行正副主管的住宅，长期居住者为主管罗克(W.H.Lock);海格路727号(今华山路1215号)的居住者，是原太古洋行工程部主管詹姆斯•李(Lee .H.James)。

不仅如此，其他包括德士古石油洋行(Texaco)在内的英美大资本家、大企业，也都纷纷在太古系别墅附近圈地造楼，都想借太古洋行的名气，为自己的品牌和地产增值，最终形成了兴国宾馆今天的风格。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古洋行的英籍职员，被作为敌对国难民遣返回国，洋行产业则作为敌产被日伪接管，原“太古圈”的房子也成为了日本军方的乐土。抗日战争胜利后，太古洋行逐渐缩小在大陆的投资，于是“一号楼”就通过途径变卖了。

1956年，“一号楼”划归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初时仅简单将“一号楼”定名为“上海市委第一招待所”，后又改名为“兴国招待所”，名字虽然仅叫“招待所”，从服务到设施却始终保持高标准、严要求。

6号楼

在成为“一号首长”的招待所之前，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曾回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设在兴国路72号一座豪华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置信。”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东卫生干部学校”，其实就在“一号楼”。解放后成立的“华东卫生干部学校”，于1952年通过上海市房管局，向当时在法律上仍拥有“一号楼”产权的英国房产代理，租借“一号楼”办学。房管局向英国代理，开出了远高于普通房租的特别地税，最终，“华东卫校”在未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名正言顺”地拿下了一号楼。1953年，华东卫校迁出，才正式翻开了“一号招待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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