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发现，被在座的考古界专家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称之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发现”，尤其是发现的手斧令人兴奋。

这些手斧何以惊动考古界?记者必须得说明一下，“手斧”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金属斧子，而是指旧石器时代的石质斧状工具。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郑喆轩介绍，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国家文物局供图

手斧为何重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手斧是150年前人类认识的第一种旧石器。公元前4004年上帝造人是曾经盛行的学说，而几百万年至几十万年前手斧的发现，让人们确定人类有更久远的历史。

阿舍利技术为何重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介绍，“阿舍利”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个阶段，距今170万年至20万年间，因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而得名。最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主要是手斧、薄刃斧的组合。手斧两面打制，一端较尖较薄，另一端略宽略厚，呈泪滴状。高星说：“它的对称性、工整性，以及对精美度的追求和技术的实施，体现出人类对技术的掌握和认知能力，甚至审美的能力。”因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

皮洛发现的阿舍利手斧为何重要

“因为它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高星说。正是由于阿舍利技术是人类在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所以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提出，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区别，最关键的是西边有手斧，东边没有手斧，并以此为标志画了一条线，区分东西方两个文化圈，即“莫维斯线”。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手斧等较为精细的石器技术。

这些年，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在长白山、百色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手斧，但其制作工艺尚不具备经典的阿舍利标准。近几年在洛南地区发现的手斧组合符合西方阿舍利早期的一些组合特点和技术特点，但是手斧做得不是很薄、很对称，因而被国外学者认为不典型。但是，“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的工整性、对称性完全可以与西方阿舍利经典时期的手斧相媲美，西方看到这个不会再怀疑中国没有真正的阿舍利体系。”高星表示，“这批东西可以说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东方确实有阿舍利，这个任何人都不会怀疑”。

除了实证中国存在阿舍利体系，“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偏见，皮洛遗址的手斧还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是皮洛所处的地理位置，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扩散线路贯通了。此前我国发现的阿舍利遗迹零星分布，但是始终无法建立交流扩散的路线，因为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没有这种遗存。皮洛遗址的发现，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我们可以说，从南亚到中国南方，再到中国北方，一直到朝鲜半岛，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扩散路线已经建立，而且清晰起来了。”高星说，“这就是当时人群交流、文化融合的结果。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皮洛遗址的发现是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也具有世界意义。”王幼平也认为：“皮洛遗址刚好在南亚、东亚交界地带，它的发现把东西方的手斧连起来了，再次证明东西方早期文化就是有交流有联系的。”

此外，皮洛的手斧发现于海拔3700米的青藏高原，是目前发现世界最高的阿舍利遗存，这刷新了人们对人类征服极端环境历程的认识。

陈星灿说：“过去我们都认为征服青藏高原、北极这样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都是现代人产生之后的事情，都是四五万年甚至一万年以来的事情。”然而，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而遗址最下部的年代或许是20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20万年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这么极端的环境了。“那么对远古人类，对所谓现代人之前的古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能力都需要重新评估。”陈星灿说。王幼平也十分赞同：“这项发现可能会让我们对于早期人类发展、东西方人类迁徙、文化交流产生新的认识。”(李韵)

关键词：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发现的手斧 为何会令人兴奋 惊动考古界